“惟有学生生命成长花开果熟的声音，惟有孩子们内心深处的诗情画意，才是学校成功的真凭实据。”
长期的学校工作经历，使我更关心常态下的教育教学效益。如何在一般的师资、一般的学生状况下，在一般的学校、一般的课堂里提高教育质量，是我孜孜以求的教育理想。所以，当了解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就时，也就自然萌生了前往求学的念头。
2016年8月，应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阿瑟·莱文院长的邀请，带着在国内录制好的中小学课堂教学素材，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与这里的教授和纽约市的中小学教师们一起，开展了36天的研究。我们试图通过对常态课堂教学中“关键教学事件”的点评与分析，启发教师们自我反思。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一个教师培训的模型。
哥大教育学院是美国最伟大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工作过的著名的教育社区，也是我国陶行知、陈鹤琴、张伯苓等一代教育宗师在美国求学的母校。可以说，她既是美国民主教育的发源地，也是中国现代教育的播种机。在做访问学者的36天里，我一直沉浸在校园内R主教育的浓厚氛围里。我近乎贪婪地寻找着一切-可以学习的机会，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营养。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一直在不停地听课：因为要完成“关键教学事件”的研究课程，与哥大的研究生们一起在教育学院听课；因为要去实验学校收集数据，与哥大的教授们一同去纽约的中小学听课；因为要对国内中小学课堂教学进行解剖分析，还要和我们的研究团队一同分析从国内带来的课堂教学录像——这其实也是听国内中小学的课。
听课多了，特别是坐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课堂里，我常常惊讶于东西方教育既显而易见又难以察觉的相似和不同。尽管美国的月亮也有阴晴圆缺，但对于希望“凿壁借光”的人们来说，也许更多地可以从中有所收获。
于是，我决定把这36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如实地记录下来，与所有关心中国教育改革的人们一同分享。
本书为李希贵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访学期间，和美国教育专家、教师一起分析课堂，碰撞教育智慧的经历。在这36天里，作者完全沉浸在哥大教育学院民主教育的浓厚氛围里，近乎贪婪地寻找着一切可以学习的机会，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营养。这36天是智慧激荡的36天，也是作者深入思考、审问的36天。这些思考极有价值，为我国中小学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个了解中美两国教育精髓的极好的视角。
面对世界最发达国家的庞大的教育，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才能把握其精髓，是一个不小的难题。李希贵敏锐的目光穿越了美国宏大繁富的教育体系，穿越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教育改革和成就，聚焦到一个又一个细微得不能再细微、具体得不能再具体的细枝末节上。尤其让人感到新鲜和惊异的是，李希贵所捕捉到的，都是些被常人所忽略、所遗忘的细节，因而也就格外引人关注、格外发人深思。
例如，上厕所。有谁会注意到美国的学生如何上厕所呢？李希贵就注意到了：“在美国的中小学，课间基本是5分钟，还有的学校是3分钟、2分钟甚至1分钟，确定课间时间的长短，依据的是教室之间相隔的距离，只要学生能有足够的时间跑到下一个教室即可……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孩子们既要跑教室，又要去厕所，时间够用吗？”
有意思吧！这就是李希贵。他总是能够见人之所未见、思人之所未思。
果然，连美国的校长都感到匪夷所思：这还算个问题吗？因为，“在美国的学校里，不管是什么时候，当然包括上课时间，只要需要，随时可以不需任何人的批准就可以到厕所去，他们甚至认为，这是人权的一部分。”
原来是这样！小小的上厕所问题，居然关系到对少年儿童人权的尊重。
再如，美国老师怎样记住学生的名字。
就是在国内，又有谁会关注这样的鸡毛蒜皮呢？但李希贵关注了，他特意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泰德·莱戈教授，“这位教授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专门研究尽快熟悉学生、记住学生名字的方法。更有意思的是，这位老先生还在学院里成立了一个有关这一课题研究的教师俱乐部，还真就有那么一大批优秀老师兴致勃勃地加入了这个俱乐部，共同分享着记住学生名字的好方法。”记住学生名字看起来是小事一桩，但他却关系到师生关系和情感的建立，关系到教学的效率。
再如，中小学生的班级组织运作，这也是李希贵关注的一个问题。
一番考察，他发现：“美国学校的班级里根本没有学生干部。班里所有的班务分给所有的学生，而且定期轮换。在美国中小学的教室里，我们经常会发现墙上挂着班务分工表：作业分发——比尔；图书角管理——约翰；教学助理——汤姆；供应经理——亚历山大；邮政员——以马内利……有多少位同学，就有多少件事情、多少份责任。”甚至连一个学习小组长的召集人也是轮流担任——“而且，小组中的每一位成员，全有自己的头衔，什么记录员、提问者、资料管理员等等，即使是这些一般性头衔，也是分阶段戴在不同人的头上。总之，他们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确保孩子们的平等，给他们同样的机会，不仅使他们能够在形式上平等，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些形式，锻造他们骨子里的平等意识，为美利坚的共和与民主奠定永固的基石。”
……
李希贵用他思想的解剖刀，把美国教育肌体上的毛细血管解剖开来，鲜明生动地展示在我们面前。于是，我们仿佛融会到美国教育肌体的深处，感受着它的体温，感受着它的呼吸，感受着它轻微的生命的脉动……一叶知秋，滴水映日，真实的美国教育大世界通过这些有趣的细节，生动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令人产生不可抑制的探究欲望！
作为中国当代颇为知名的教育家、国家督学、教育部高中课程改革委员会的专家成员，李希贵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让他在36天的美国教育之旅中，始终以中国意识、中国眼光来观察美国教育，他把所捕捉到的美国教育的每一个细节，都与中国的教育现实进行对比：通过对比，发现差异；通过对比，提升理念。从细节出发的比较研究，令我们耳目一新、眼界大开！
就以上厕所这个细节而言，李希贵就以独特的视角进行了对比：每到课间，我们的孩子总是争先恐后跑向厕所；规模较大的学校，学生甚至要排队入厕——因为我们一般不允许孩子上课时间上厕所。
“我们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思路，放开学生上厕所的时间呢？
“同样的问题还有许多。譬如，迟到了为什么要喊‘报告’，他自己迟到了不说，还要用一声‘报告’去干扰其他同学的学习吗？
“还有，课堂上发言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站起来？那样不是暗示孩子们尽可能地少发言吗？
“还有，我们为什么要全校几千人一同上课间操？为什么要让有着不同体育爱好的学生，经年累月地做一样的体操？而且，从效率的角度来说，4分钟的课间操锻炼，我们却常常需要8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集合。
“这样的‘为什么’在我们的校园里其实还有许多，只是我们已经熟视无睹、已经习以为常、已经见怪不怪了，像是一棵从小就长歪了的树，似乎它就应该是歪的、它必须是歪的，如果有一天，它忽然变直了，我们反倒会感到奇怪，感到不可思议。”
小小的厕所问题，折射出这么多深层次的东西，这大概是我们一般人所想不到的。
这种从细节出发的比较研究，让李希贵悟到了很多先前不曾悟到的教育理念——
譬如，教师就是专家。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每当涉及到课堂教学的评价时，他们就会邀请普通的中小学教师以专家的身份介入到研究当中来。原来，在美国人的意识里，教师就是专家。甚至连校工、厨师也可以成为专家。李希贵不由慨叹，“当一个社会允许、鼓励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行当的人都成为专家的时候，人们的潜能才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才能有利于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社会和教育都不应当让人失去希望和梦想！”
譬如，要学会从学生和教师之外寻找教育失败的原因。“在我们许多学校里，教师和教育的责任被无限放大，特别是在‘没有教不好的学生’的旗帜漫天飞舞的时候，教师的压力也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教育不是万能的，许多事情也不是一位教师能够左右的。”
譬如，不要让孩子们带着等第观念进入社会。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总是按照学习成绩把孩子分成三六九等，我们深知在班级里培养出了一批“职业班干部”……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带着等第观念进入社会的孩子，心灵里很难长出民主平等的大树。
譬如，让孩子崇尚平凡。对比美国的教育，“我们的教育总是把目标定在天上，却并不怎么在意脚底下的道路。我们的孩子希望成为伟人的多，希望轰轰烈烈的多，他们却似乎做不了平常的小事。让孩子崇尚平凡，脚踏实地，以感恩的心对待身边发生的平平凡凡，也许，世界会变得更加真实，当然也更加美好。”
譬如，诚信要靠诚信来铸造；要让教师了解课堂以外的世界；给学生一些犯错误的机会；在选择中学会选择；让孩子从异想天开中升腾梦想；阅读不等于看书……
这些个性化光芒的教育理念，犹如晶莹剔透的珍珠，闪烁着原生态的生命光芒，让我们如醍醐灌顶，心胸为之豁然。
说到中美两国教育，我们脑海里的第一印象大概就是美国学生没有学习负担，而中国的学生负担重得不得了。李希贵深入美国学校内部的细致考察发现：美国的中小学生同样有负担，美国的孩子同样要应付各种各样的考试。
李希贵通过对一个叫比尔的四年级男孩的作业研究发现，“美国孩子的作业并不像我们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轻松无比。其实，要完成这些作业，他们常常要付出很多，有时也很辛苦，甚至做作业到深夜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但是，他们的作业常常是有趣的，值得付出的，一旦有了结果，也是常常令孩子和家长感到欣慰的。所以，有人说，美国孩子的作业多而不累，作业任务重而没有负担，说得不是没有道理。”
李希贵还访问了几所著名高中的中学生，结果他看到，这些名校高中生的学习非常艰苦，熬到晚上一、两点钟是平常的事情。
“到康涅狄格州的崇德中学考察时，发现这所肯尼迪曾就读过的中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学生全部住校，可是能够用于睡觉的时间却少之又少，大部分学生每天仅有4到5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孩子们的精力叫我有些怀疑。”
那么如此繁重的学习压力，为什么没有招来学生的反对，没有招致社会各界的批评？
“他们的回答是：在斯蒂文森中学，总共有上千个学生社团，还有应有尽有的选修课程。只要你喜欢，你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和团队。在自己选择的课程和团队里，过一种丰富多彩的中学生活，无论多么苦多么累也心甘情愿。”
“可见，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不是没有艰苦，不过都是自己选择的艰苦，在选择的旗帜下，抱怨已经没有了理由。”
自主选择的力量原来如此巨大！
而与纽约市教育局评价办公室心理测量专家、专门负责纽约市的中小学考试工作的安德鲁博士的交谈，进一步让李希贵了解到了美国的考试情况。原来，“美国也有统考的。虽然各州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是对4年级和8年级每年进行语言和数学测试，纽约州即是如此。除此之外，纽约市还要对其余的年级，包括3、5、6、7各年级进行统考；从明年开始，纽约州也学习了纽约市的做法，决定对3~8年级全部进行州统考。”
“美国学生个人的考试成绩是不允许公开的，但对学校的各科成绩，却要求向全社会公布，而且还要公布与往年的对比情况。每一所学校的成绩一目了然，如果一所学校长时间不能改变落后状况，校长就必须下岗。当然，在大部分学校里，成绩也是解聘教师的理由。
“高中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安德鲁说，美国高中（9~12年级）的考试一般由各校组织，但语言、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主要科目，学校间往往有一些区域性的协会统一组织考试，以此来衡量各校、各科的教学情况。”
李希贵指出，“在美国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其实美国才是一个考试多如牛毛的国家，他们的考试机构发达，考试方式多样，考试内容也五花八门。只是，他们并没有被同一个模式所桎梏，每一家组织，每一个行会，每一间公司，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考试。所以，美国又是一个对考试方法的研究特别严谨的地方：如何才能真正检测出真实的水平，成为许多大学、许多教授终生研究的课题。在哥大专门研究考试的教授就有十几位之多。”
通过对美国考试制度的观察，让李希贵得出这样的结论：“考试仅仅是一种评价的手段和方式而已，它本身并没有什么是与非、对与错、善与恶，关键是我们怎样运用它——犹如核能，既可成为造福人类的核电，也可成为毁灭地球的核弹，全看它掌握在谁的手里。只要存在人类，只要存在选拔和竞争，考试恐怕就无法避免。既然考试无法避免，我们为什么不能像美国同行那样，大大方方地研究考试，认认真真地研究分数，使之更趋科学合理，更趋公平公正？实际上，应试本身也是应对问题，解决问题。真正科学的应试，应该是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检验。”
最后，李希贵一语惊人：“应试教育不是洪水猛兽！”
李希贵观察的视角并没有拘泥于教育，而是时不时把目光投向教育之外的家庭、社会，并进而升华到文化的层面进行反思。
走在大街上，李希贵看到，“美国的街头到处都是投币式自动售报机，只要投上一枚硬币，报箱就自动开启，你可以自己任意取报纸。……但是，没见有谁一次拿走两份报纸，也没见有谁不交费而拿走报纸。有人说，投一枚硬币，就可以把整个报箱的报纸全部拿光，花几元钱就可以把全纽约的报箱全掏空。卖报可以，卖废纸也可以，美国人真没心眼。”
住在美国宾馆，李希贵又发现，“美国大部分宾馆的早餐是免费的自助餐，这与我们中国大陆基本相像。不同的是，餐厅里根本无人对就餐人员进行核对，既不收餐券，也不看钥匙卡，进来都是客，坐下便就餐。”
从这些没有“心眼”的举动中，李希贵发现了美国文化最可宝贵的一面：“美国人是没有那些小心眼，但他们有的是‘大心眼’。在美国社会，大家是以互信作为处事的基石的，大家相互之间的这种信用，构成了一个健康运转的美国社会，才有了今天的美国信用经济，这对每一个美国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大家都小心呵护。”
朋友请李希贵看棒球比赛，赛场上气氛特别热烈，“比赛前唱国歌，全体起立，即使拄着双拐的残疾人，也站起来放声高歌；第六局之后，又是全体起立，齐唱‘上帝保佑美国’……”
对比之下，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爱国教育，一直到大学，但是在类似的公共场所，却甚少能够看到美国棒球比赛中这样让人感动的场景，这究竟是为什么？原来，美国人有着强烈的“主人意识”——“美国是美国人民的，他们每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都自然而然地这样想，他们都是美国的主人，因此他们可以骂总统，骂议员，但却始终改变不了爱美国的意识。”这就是积淀在美国人骨子里的文化意识。
这种文化意识是如何形成的？带着这个困惑，李希贵到校园里去寻求答案，他终于发现：“美国人在校园里、在课堂上，早就收获了做主人的感觉。”每一个孩子在教室里，好像那就是他的天地、他的世界，他就是这个天地的主人。
“而在我们的校园里，却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在课外口若悬河、说话很自信的一些学生，在课堂上面对着老师讲话却唯唯喏喏，甚至噤若寒蝉。刚才在课堂上还是思维僵滞、呆呆的样子，一走出教室，却是又说又笑，活跃异常。原来，孩子们大都把教室看作是老师们的教室，他们只是客居其中罢了。教室里有什么规矩，‘主人’有什么习惯，甚至怎么才能赢得‘主人’的欢心，都该认真小心地推测、研究，因为，许多‘不识时务者’经常被老师赶出教室已经为大家树立了可怕的榜样。”
正是由于在我们的班级里，孩子们找不到自我，没有做主人的感觉；走上社会，他们同样也没有做主人的感觉——一个人总是处于一种被动的生存状态，他怎么可能主动去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民族呢？
朋友带着一岁半的小孩到李希贵的住处做客，把孩子随便往地上一扔，便撒手不管了，任由那个一岁半的小公主在我那两室一厅里搞起了“大搜查”“大破坏”，一直到把所有的房间全都折腾得乱七八糟，他的爸爸却始终不说一个“NO”字。因为在他看来，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每一件事情都要靠自己学习，你不给他这样的机会，最终他就不会有这样的本领。如果一味地对孩子说“不”，那么，孩子就只会缩手缩脚，最终形成一种消极人格。
由这样一件小事，李希贵深刻反思我们的学校文化：“在我们的学校文化建设中，我们最重视的当属制度文化——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多如牛毛，但这些制度大都是以‘不准’开头，我们在单位里对员工说得最多的，也常常是‘不能’如何如何……我们无端地制造了多少枷锁和镣铐？在这样的文化下，开拓进取、锐意改革不过是标签而已。”
可见，教育不是孤立存在的，最终支撑并决定教育发展方向的力量是文化。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在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中，规定了给予学生各种知识，但却没有给予学生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幸福。”理想的教育是：培养真正的人，让每一个从自己手里培养出俩的人都能幸福地度过一生。这就是教育应该追求的恒久性，终极性价值。没错，合格的老师教知识，聪明的老师教方法，而优秀的老师教思想。
“平等”是我们新课改的一个重要观念，作者一上来就提到了美国人对我们提到的问题：“学生是课堂的主人吗？”，美国人从作者带去的几节课的录像中找到种种不把学生当课堂主人的细节，如“请坐下”；教师总是“抓”着学生，一个个地提问题；我们点评课时几乎都围着老师转，基本上不关注学生。我们在口号上喊着平等，但骨子里远没有平等的意识和行为。
书中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位教师在课堂上曾经误解过一位学生，因为她发现每当她上课的时候，这位学生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她有些气恼，甚至想琢磨一个办法制裁一个这个孩子。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发现这个孩子坐的位置有问题，他临近的窗子很低，而窗外是学校的球场，社区的许多比赛通常在这里举行，而且，他爸爸恰好是一名很棒的篮球运动员。所以，一到球场上有比赛的时候，孩子就以为他爸爸的球队来了。
原来是这样，教师该做的事情是解决窗子的问题，而不是制裁孩子。
类似的例子其实一直在我们平时的教学中出现，我们怎么处理的？无外乎个别谈话，抑或批评，抑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看上去孩子悔改之心甚浓，可等你去上课他仍然是个老样子，显然我们采取的教育行为治标不治本。怎么才能治本呢？本书中金泽教授提出的“必须把学生的背景搞清楚”、“改变看问题的思维”、“寻找多角度解决问题的方法”等观点就给了我们诸多启示。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习惯于把问题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学生的原因和自身的原因两种。而随着反思意识的增强，我更习惯于先自我反思，然后再考虑学生。读了书中这一章节，我才意识到，我的思维方式应该改一改。除了批评、批判之外，多一些可以怎么做的具体建议，对孩子的成长一定更有利。因为，很多时候，孩子不是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只是苦于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克服缺点，做得更好。
看得越多，内心的感触越深。作为教师，如果能博采众长，广泛吸纳发达国家的教育精髓，我们就有理由让孩子们更多的暴露一些他们原本就该有的“美丽”的错误。如果早点认识到这些，我们就会用一种平和的心态面对孩子，面对孩子那些美丽的错误。
人生都有的终点并不是人们想要的，如果有谁希望把一生仅仅用来换取一个人生的终点，那样的人生肯定是空洞而凄凉的。人生的价值注定是一个过程。人生的最高追求就是幸福。有人说，幸福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同时养活了自己。如果你一生都在做着自己并不喜欢的事情，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又为的是什么？很显然，如果这个推理成立的话，幸福生活的要素就离不开自由，一个看上去很简单、很不起眼的“自由”！也只有这个不起眼的“自由”，才能确保属于你自己的选择，才能让你坚定而温和地勒紧自己命运的缰绳。可是，生活中绝对的自由并不存在。于是，我们只好委曲求全，试图以伤神劳形地屈就他人而求得自我放飞的一小片天空，幻想以劳役之苦去换取心灵的解放。于是，人们活得很苦、很累，终于，有许多人抛弃了追求自由的努力，把希望和梦想留给了虚无缥缈的未来。
这本书没有深奥的理论，有的只是做为一个教育者每天的真实感受，不掩饰、不做作，朴实无华的语言，再加上恰当的插图，让人身临其境。李希贵以敏锐的目光，穿越了美国宏大的教育体系，聚焦到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不能再具体的细枝末节上，比较中美两国的基础教育的不同之处，为我国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个了解中美两国教育精髓的极好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