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幸福观实际上可以归类为感性主义幸福观。因为功利主义伦理学在流派上被划分为近代英国的感性主义伦理学。将功利主义幸福观单独列出，是因为功利主义在现代社会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因而功利主义的幸福观自然成为研究的重点部分。功利主义又称“功利论”或“功用主义”通常是指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作为道德标准的伦理学说。因而功利主义的幸福观主张以功利作为道德基础，认为善的行为与已增进的幸福程度成正比例，恶的行为与它产生不幸的程度成比例。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便是边沁和密尔，边沁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功利主义幸福观的经典表述。边沁继承了爱尔维修的人性论，认为“趋乐避苦，是人们共同的伦理追求。把苦与乐作为人们行为的准则和依据，作为道德判断的标准认为幸福就是趋乐避苦，幸福就是获得快乐。”快乐本身是善的，而且是唯一的善，痛苦本身是恶的，而且是唯一的恶。他把快乐分为两种：一种是感官的快乐，每个人都能体验到是瞬间即逝的；另一种是预期的快乐，这种快乐更值得期待，带给人们的幸福更多、更长久。同时他认为人的功利与幸福是可以评价的，只要了解了一个人的痛苦与快乐的程度，就可以计算他的幸福有多大。边沁提出了计算和评价人幸福的量度。这就是强度，即感受苦与乐的强度大小持续性，即感受苦与乐的时间长短确实程度，即感受到的苦与乐是否确实以及确实的长度远近程度，即感受到苦与乐是在过去、将来，还是在现在继生性，即感受苦与乐之后随之产生同类感受的机会有多大纯粹性，即苦与乐的感受是否引起相反的感受范围，即感受苦乐影响的人数有多少。根据这条标准，人们可以计算出最持久、最确实、最切近、最广泛、最纯粹和最合算的快乐，从而去追求这种最高的快乐、最大的幸福。而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最大幸福的原则。这种计算幸福的方法对后世科学评价人的幸福感受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边沁这种计算幸福的方法实际上忽略了幸福的质量。但如何解决个人幸福与他人幸福及生活幸福的问题，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呢？他从个人、社会和政府三个方面角度出发来回答：第一，如果一件事物趋于增大某个人的快乐的总取，或者趋于减少他的痛苦的总和，那么，它就增进那个人的利益和幸福，或者有补于那个人的利益和幸福。这是符合功利原则的。第二，如果有一种行为，其增多社会幸福的趋向大于其任何减少社会幸福的趋向，那么，这个行为是符合功利原则的。第三，如果有一种政府设施，其增多社会幸福的趋向大于其任何减少社会率福的趋向，那么，这也是符合功利原则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边沁所倡导的功利原则的核心就是增进幸福，减少痛苦。这也是他幸福观的核心所在。

密尔继承了边沁的幸福观，并加以了补充。他认为仅仅计算快乐的量是不够的，因为快乐不仅有量上的差异，而且有质的差异，修正了“最大幸福原则”，指出满足不等于幸福，把幸福内容具体化，看到了美德与幸福的关系，强调自我牺牲的合理性。

密尔认为幸福不仅在于对金钱、名望、权势的追求，更重要的是象崇尚德性、追求健康、热爱音乐以及追求个体的自由发展都是幸福的要素。他说“就像爱音乐或要健康，这些欲望都包括在幸福之内，它们是组成幸福的欲望的某些要素。幸福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具体的整体。”我们可以发现，密尔的幸福概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因它自身是可欲望的而成为幸福的一部分，一类是因它是达到幸福的手段从而被看作是幸福的一个元素，如金钱、权势、德性等。密尔把幸福进一步细化为一些具体的东西。那么这些具体化的幸福中有没有一个中心或者说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呢？密尔在《功利主义》一书中明确指出这些具体化的幸福是一个整体，都为一个目标服务，这个目标就是原始的欲望。那么原始欲望又是什么呢？从密尔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是快乐或痛苦的免除，也就是说快乐或痛苦的免除是人类幸福中最可欲望的。由此可见，密尔具体化的幸福观虽然拓展和丰富了功利主义幸福概念，但在本原上却与边沁的快乐幸福观同出一辙，在根本上没有离开边沁。他还认为人的快乐有感性快乐和精神快乐之分。因满足物质欲望而获得感性快乐比因满足精神需要而获得快乐要低级，人们愿意选择高级快乐，甚至为此放弃低级快乐。他有这样一句话，“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比满足的猪更好，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一个满足的傻子好”。也就是说，具有高等感受器官的人，时刻都在追求高质量，有价值的快乐，不断追求，虽不满足，但也是幸福的。反之，虽然满足也不幸福，至多也只是低级的快乐。所以，精神的快乐高于肉体的快乐。他说“我们不得不承认，一般的功利主义著作家都说精神的快乐所以高于肉体的快乐，主要在于前者更永久、更安全、更不花钱等等——也就是不在它偶然的好处，而在它的内在本质。”

 在公共幸福和个人幸福的关系上，密尔强调公共幸福的重要性。他认为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则”是指绝大多数人的幸福，而不是个人幸福。面对反功利主义者对功利思想的歪曲，密尔大声疾呼“我必须重申幸福——这一构成衡量行为正确的功利主义标准——并非是行为者一己的幸福，而是所有与该行为有关的人的幸福。”密尔主张在幸福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即凡人皆有争取自己幸福权利，社会有保障这种权利实现的责任。对于个体幸福而言，获得幸福不仅要求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要具备一定的良好品质可以帮助获得幸福，如节制、坚强、谨慎等等。但在通过个人的努力，幸福还是不能实现时，则应建立一个公正和一平等社会。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他认识到了社会环境对于个人幸福的作用。密尔认为，在两者关系上，密尔强调公共幸福的重要性，当两者发生矛盾时应以公共幸福为重，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幸福，并指出这种牺牲的合理性。有两种途径可以协调公共幸福和个人幸福的关系。第一，法律和社会组织应该把每个人的幸福或利益尽可能地与整体利益协调。第二，利用教育与舆论的威力，使每个人在心中把自己的幸福与全体的利益建立起稳定的联系，这样人们就会把促进公共利益的直接冲动变成每个人惯有的行为动机之一。

 他认为在处理美德和幸福的关系上，美德是幸福的一部分，是人们追求幸福的手段，是促进幸福的首要条件。在《功利主义》一书中，他以金钱为例论证这一观点。他认为人们追求金钱其实是追求金钱以外的东西，但金钱可以满足人们的欲望。因此，人们爱钱的欲望比用钱的欲望更大。金钱是人们达到目的的手段，到头来它成为人们追求的目的之一。美德作为人们追求幸福的手段已成为目的的一部分。所以凡是达到幸福的手段，都变成了独立追求的东西，也就成为人们所追求的幸福的一部分。

功利主义的幸福观实际上没有逃脱感性主义对幸福的认识，同时功利主义的幸福观修正了感性主义的幸福观，把最大多数的人的最大幸福作为了功利主义的幸福观核心，是有他的积极意义在里面的。但是，一段时期，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功利主义幸福观认识不深刻，往往存在偏见，好像一提到功利主义就是利己主义，批评者众，肯定者寡。实际上“最大幸福”原则承认应把所有当事人的幸福而非一己之幸福当作首要目标。这一点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是尤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