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的稼轩词，“悲中有壮，壮中有悲”意绪沉着，慷慨激昂，充满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失意和壮志难酬的愤懑，人道是“词如其人，词为心声”，辛词正是英雄悲剧的伟大痛苦的体现。正所谓“器大者声必宏，志高者意必远”（范凯《稼轩词序》），他的痛苦正是慷慨悲歌的“英雄感怆”（刘辰翁《辛稼轩词序》）。于是，他在词中幻化出不同人生阶段的情态心志：急公好义的英雄少年，意气奋发的豪侠俊杰，戎马倥偬的勇帅悍将，遭馋被谤的忠臣义士，去国归耕的落魄闲人……丰富深刻、各具神色，给我们展现了复杂而多变的人生感怀。他用词诠释了自己的生命，彰显了强烈的悲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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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弃疾是“英雄词人，词人英雄”，他行伍出身，以武起事，而以文立身，成就自我，载入史册。“言语妙天下，名德冠朝绅”（宋韩玉《东浦词》），既表现出了词人在词作方面的才华，又表现出了词人在济世创业方面的英雄才情，可谓形神兼备，冠绝千古。“命运可以摧毁伟大崇高的人，但却无法摧毁人的伟大崇高”（朱光潜《悲剧心理学》），辛弃疾一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形成了的忠义刚直个性。在词的广阔世界里，他给我们塑造了一位血肉丰满、情怀复杂、百感交集的悲情英雄。词中抒情主人公形象就是词人的自我形象的幻化，“每个英雄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悲剧”（弗兹杰罗），生不逢时，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壮志难酬就是词人的宿命。南宋是一个庸弱悲壮的时代，那个时代是一个动乱、杀戮、黑暗、屈辱、人妖颠倒、贤佞错位，英雄失意……的不幸年代，他只能“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继续倾泻出“无人会，登临意”的孤愤之语（《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
　　德国哲学家恩格斯说：“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就是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即理想与现实的的冲突，我想“一世之雄”（宋黄斡《与辛稼轩侍郎书》）的悲剧命运也定然牵绊于此。辛弃疾的悲剧不是文人志士的万念俱灰而是英雄豪杰的踌躇满志，虽然他无法施展毕生抱负，但是他却将追求建功立业的理想贯穿于生命的始终。英国作家王尔德也不无感慨地说：“老年的悲剧不在于一个人已经衰老，而在于他依旧年轻。”辛弃疾的悲剧是他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它根植于一个积极进取、永不褪色的爱国情怀，这显然是公开而又针对性地抒发自己与当权者的矛盾，注定要被求和派倾轧、排斥和不容，而产生社会悲剧。他壮怀成空，雄心不改，至死不渝，只能埋怨叹息：“追亡事，今不见，但山川满目泪沾衣。落日胡尘未短断，西风塞马空肥”《木兰花慢・席上送张中固帅兴元》，这场浩劫致使英雄豪杰的“刚气勇心亦销铄萎靡而不正”。《美芹十论》他为“忠愤所激，不能自已”《美芹十论》。同时对苟合求安者的明枪暗箭奋不顾身，虽饱受奸佞小人的排挤甚至皇帝的猜忌，却在失意的逆境中倔强地保持一颗积极进取的雄心，忠豪的性格让他愤然疾呼，坚守忠肝义胆，不改豪情壮志。正如英国散文家、诗人、剧作家及政治家艾迪生所说“一出完美的悲剧是人性的高尚产物”。他的高尚在于他的“英雄之志长在，英雄之气不消”（李元洛《宋词之旅》），慷慨昂扬，壮怀激烈。在我们看来，在中国的历史上难有几人可以和辛弃疾比肩，他能够全面而深刻地展示悲剧英雄的苦闷心态和悲剧情怀，用稼轩词剖析悲剧人物的心灵，义无反顾地展现其悲剧性。辛弃疾的艺术形象是鹤立独行的悲剧英雄，其感情世界也是不同寻常的人生际遇，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的深刻、复杂、矛盾、煎熬。稼轩词的情感世界不只是像南渡志士那样是由个人的生存忧患转向民族生存的集体忧患，而是对忧患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思索并试图探求造成民族苦难和个人悲剧的现实根源，进而深刻批判这种造成民族苦难、人间悲剧的深层原因。痛苦于无法解脱、难以拯救、不可免除的历史劫难，所以他的忧患意识包含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反抗性。他清醒地认识到他的悲剧是社会造成的，辛弃疾在《九议》愤然喟叹道：“独患天下有恢复之理而难为恢复之言。盖一人醒而九人醉，则醉者为醒而醒者为醉矣……”
　　辛弃疾的一生始终在出世和入世的矛盾中纠结，在被用或被弃中煎熬，任凭历史劫难在民族惊悸中将这块生铁不断捶打，不断淬火，锻造成英雄的铮铮铁骨，钢铁意志，让民族仇、复国志来炼其魂魄，“胡尘飞、金戈鸣”来壮其肝胆，千锤百炼成就他“词中之杰，人中之龙”的英雄才情将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