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神人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

    “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公元684年9月，徐敬业举起伐武大旗，骆宾王起草了以上著名的《讨武氏檄》。同年11月，徐敬业兵败后，徐家被满门抄斩，而骆宾王下落不明，一说投河，二说签降，武则天或许是爱才心切，最终也未能找到其下落，竟也保存了骆氏后人。

      清末年间，其后人一支居于句容，人称句容骆氏。骆老爷坐拥田地上百顷，娶经营油坊粮店等多家商铺的游家大小姐为妻，据说陪嫁土地百亩，丫鬟仆人上百个。那阵子，这是轰动一时的大事。

       然而，好景不长。游氏未能为骆家添上男丁，只育有四个女儿。按当时规矩，从旁支过继了个儿子。话说这厮本是农村一无赖，本不想传于他，但也不知怎的就给他抢走继承权了。也许支比较近，或是其人撒泼，骆游氏拿他毫无办法。眼见着他边抽大烟，边把祖产一点点卖光，还娶了个唱戏的戏子做小老婆。倒也无正出，依旧再从旁支过继了个儿子，名骆继堂。小老婆后来也生了个儿子，叫骆继宏。骆继堂在解放战争时期，在电厂工作，据说是地下党。骆继宏解放后则不知去向。此为后话。

      因为抽大烟的泼皮把家都败光了。骆家四个女儿与他也来往甚少。巧的是，骆家四个女儿有三个嫁给张家六兄弟中的三个，姨娘也是婶子，叔伯唤作姨夫，倒也有趣。许是几辈子的因缘巧合，筑就了三段皆大欢喜的天作之姻。

    我的母亲叫骆元珍，在骆家四个女儿中排行第三。

    “距离鼓楼很近的黄泥岗，舅舅当时还盖了幢楼，后来应该也卖了。唯一记得他，除了抽大烟，擅长的就是画画了。我有一次见过他画的老虎。”再回忆这一段时，竟也想到了他的好。

    “那您评价下骆宾王这个人呢?”孙女在学中学历史时，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我想了想说，“其实我更想和她说，每个人这辈子都有不得不去做的事情，可能众望所归，也可能逆天而行，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勇敢地去做，并且坚持了，就是真正的男子汉。”我母亲也是这么坚信的。

      在1864年秋，随着天京城的陷落，声势浩大、持续十三年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宣告失败。我的曾祖父随着曾国藩的湘军攻入当时的天京（即现在的南京），并在当地落户。曾祖父是个武将，官至三品（按：三品一说是家族口口相传的说法，但根据曾祖父墓葬出土的顶戴看应该是四品官）都卫，赐顶戴花翎。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老家曾来人对家谱，五代都对上了，才知晓我们这一支张氏原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张氏百忍堂。当时老家要求捐钱修祠堂，摊到这边要出三百大洋。那时已经家道中落，再也拿不出这些银两了。

      我的祖父叫张石生，晚清的秀才。那时秀才都不干活，一天到晚捧着书本，摇头晃脑，靠着祖上积累下来的家业度日。他有六个儿子两个女儿，长子、次子和五子未及成年便夭折，仅留下三子、四子和六子三个儿子长大成人。而我的父亲正是长大成人的张家老四。

    1905年至1909年，詹天佑主修京张铁路。二姑妈嫁给詹天佑下面的陈姓工程师做填房。凭借这段姻亲关系，三伯父得以谋得北京机务段段长一职，小叔也找到铁路报务的工作。

      三伯父膝下只有两个女儿。而祖父这支人丁兴旺，育有三子三女，其中大哥张昭被父亲过继给了三伯父为子。而小叔仅有的一个个女儿，最后居然被他卖掉换了大洋。还记得，那是南京的冬天，家里十三口人一起吃饭，小叔家的女儿出门打水洗腌菜，但再也没回来。后来听说是让他父亲给卖了。解放后，二姐还派人去那人家打听，才知道人早就没了。

    几十年间，由那么辉煌的家业败落至卖女求存，未免令人心酸了点。幸而当时，父亲考上了保定军官学校，前往吉林赴职，让家人稍感欣慰。

    父亲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来到吉林，被委任为吉宏船船长。这时他刚添了个女儿，取名张宝宏。

     1917年春，作为船长的父亲兴冲冲地带着一船货物和海员去俄国出海。他们在俄国把所有货物变卖，意气风发地回国请功。天有不测风云，变卖货物换来的“羌贴”（沙俄当时在国内发行的卢布纸币）在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爆发后迅速贬值，整箱“羌贴”抵达国内之后，竟成为了一堆废纸。北洋政府一怒之下，罢去了父亲的官职。受了如此大的打击之后，父亲一蹶不振，郁郁寡欢，赋闲在家，抽上了大烟，于1949年南京解放时，驾鹤西去。

      话说回当时国内，看到了十月革命的曙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内军阀割据，各党派争斗不断，暗流涌动，再加上外敌入侵，就连象征着民族、民权、民生的南京也变得不是那么太平了。

      三伯父娶了两个老婆，其中一个是苏州的，生下的女儿叫张宝诚，长得漂亮，皮肤白皙。她比张宝宏稍大，二十岁时自由恋爱，谈了一个大学生。可惜时运不济，有一次她和堂妹上街游玩，被当时驻守南京的一个黄浦二期的国民党幸姓军官看中。军官用枪顶着父亲的脑袋，硬是把张宝诚抢婚抢到广东梅县了。

      父亲不放心我的堂姐，让大哥跟去了梅县。在大哥的督促下，姓幸的军官一边写着保证书不再纳妾，一边连讨了好几个小老婆。堂姐性格懦弱，在姓家什么事都做不了主。军官对待三伯父这边更是飞扬跋扈，即便在南京沦陷期间，对来自南京的求助也置之不理。对待同去的大哥更是爱理不理。一段时间后，无奈的大哥只好去昆明银行谋求到了一官半职。1947年，大哥带着全家返回南京，那时家里贫困潦倒，也养不起他们。于是，他又带着家人去了台湾彰化，做了教书先生，在那里生根了。

      二十年多前大哥的女儿女婿来宁探亲，两家的亲戚才走动起来。在这之前每年过年时，总是会寄信函相互问候，而现在据说孩子们还用起了MSN保持联系。

      大哥过继给了三伯父，家中长子便是二哥张雄。二哥年轻时曾就读于当时的汤山炮兵学校，毕业后加入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攻打到四川成都附近。解放战争期间，又随军撤退到海南岛一带。

      1950年，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中，他任国民党的副团长。当时的团长开战前脚底抹油溜了，他接任代理团长。由于他当时负隅顽抗，战败后拒不投降，当场就给枪毙了。

       三哥张健，年轻时上的师范，其间得了很严重的伤寒，人差点没了。幸好治疗及时，最终保住了命，只是师范没能读完。1940～1945年，汪精卫伪国民政权统治南京期间，三哥读了警校，摇身变成扛肩章的伪军巡警。一年后，汪伪政权被推翻，他又在国民党政府谋得文书一职。等到1949年国民党内部起义，他考进二野军大，参加西南服务团，担任剿匪征粮的公安助理员。

     五十年代中期，党内“干部审查”时，查出三哥曾经参加过伪军，于是他被清理出部队，重新回到师范，下放到了灌南。兄弟中属三哥最聪明，最能顺应时代变化，把握住大局、随机应变，懂得进退取舍。未曾想如此精明而又提心吊胆地活着，兜兜转转几十年，还是回到了起点。三哥心里一定很落寞。有一年幸家后代去看望他，结果他一时兴起，喝酒喝得胃出血而亡，这一年三哥才48岁。

      而我的丈夫祖籍山东，是中农出身。1945年他参加革命，19岁入党，先后任冀南军区，冀鲁豫军区，二野战区职务，参加了出击陇海铁路、豫北、淮南、渡江和进军大西南战役，参加过长征，获得三等功三次、独立勋章和解放勋章。文革中受到冲击，被下放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

       1978年12月，我的丈夫被调回南京，任院务部副政委，一系政委，正师级待遇。他为人一生清廉，从未给膝下儿女谋取半点私利职位。去世时正值深秋萧瑟，丈夫一世英明、两袖清风，不过留下勋章数枚。

      料想大哥二哥和丈夫三人，到了那边的世界重逢时，应该不再有什么阶级仇恨、党派观念或是个人恩怨。值一艳阳高照之日，三人坐下来畅饮三大碗，不醉无归。

      1928年国民党二次北伐成功，国内割据局面暂告一个段落，呈现统一的大形势。然而华夏民族内忧外患依旧不断，西方列强觊觎分食中国，东边的日本军国主义蠢蠢欲动，一场国破家亡的战争悄悄逼近。

      1937年日军偷袭卢沟桥，掀起了全面侵华战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西安事变之后，迫于党内外舆论的压力，宣布对日抗战。同年冬天，凭借精良武器装备的日军，经过三个月的淞沪会战后，拿下上海，并伺机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进犯。蒋介石匆忙撤退，并于11月20日迁都重庆。国民党将领唐生智力主死守南京，主动请缨南京保卫战，最终却不顾部下生死临阵脱逃。

      12月13日，南京城的最后一道防线被日军撕开。日军分两路进攻，一路从中华门，一路从光华门。下关、浦口的将士战斗到最后一刻，水西门边上的河里漂浮着全是英勇就义的士兵尸体，光华门也被大炮轰倒，日军进城了。

      我是家里最小的那个，当时和母亲还有几个姐姐仓皇出逃，进了人称“华小姐”的美国人魏特琳在安全区搭起的临时避难所。因为她金发碧眼，我们都叫她“金小姐”。避难区条件很差，一层不敢住人。围墙很低，晚上就有日本兵从墙外翻进来，抓到妇女就强奸。所以大家宁可躲在狭窄的地下室紧紧挨着。每天两顿都是稀饭，一个个都吃不饱。所以没住几天，我撑不下去就回到家里了。那时我家住在登隆巷，曾是国民党驻扎的营部。军队撤退匆忙，电话线都没有拉下，日军就连房子一块全烧了。

     难民营每天都有日军进去搜捕，一旦发现额头有帽檐印的，手上有老茧的，就被卡车拉出来，带到中华门枪毙或者刺刀捅。在日军直升机轰炸南京城时，二姐家的住所被炮弹击中，一家十三口人只逃出来三人。

      我那年七岁，从难民营回到家里，家中只有父亲、三姑妈三人。一日在家中吃早饭，几个日本兵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境般走进来。他们见我们一家人在喝稀饭吃豆腐乳。一个日本兵觉得应是美味，抢过父亲的筷子，夹起一整块豆腐乳放进嘴里。自然是又咸又辣。小日本龇牙咧嘴，勃然大怒，拿起刀就往桌上砍，差点砍下父亲的手指。后来听说，巷子后面还大着肚子的桶匠媳妇和隔壁四十岁的婶子，都被日本兵拖出去强奸了。

      那年冬天特别冷，直到开春三月，打着白旗子的民间自发成立的维持会才把城里遍地的尸体一具具收走。安品街曾发生巷战，烈士的遗体横七竖八在哪里，一直没人敢去收。大屠杀那段时间，中华门的天空都是血红色的，暗无天日啊!每每想到这里，不由自主总要停一下，然后在子女面前一番感慨。

     有人把南京大屠杀与侯景之乱、湘军攻克南京后的屠城相提并论。我认为这本就没有可比性，日军杀戮的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更重要的是，时隔近百年，人类文明发展，社会伦理进步，只有那些从骨子里被妖魔化的畜生才能犯下这种滔天的罪行。就像身上的伤疤一样，总有痊愈结痂的一天。但是，当时的仇恨和遭受的屈辱却是一辈子难以忘怀的。它将连同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被永远地刻进我们的骨子里，灵魂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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