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心安在—熙宁变法再思考
徐州市第五中学：闻陈捷
宋王朝自太祖皇帝开国，历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至神宗皇帝即位，已经百余年了，当初为纠正残唐五代时藩镇割据之弊，制定的“兴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历经数朝而不改，其弊端益渐显露，而宋初因为救人才紧缺之急，大量开科取士的做法沿用下来，造成了庞大地官僚队伍，到庆历年间，就已十倍于国初，达到了一万多人，导致冗官、冗费激增，同时，因连年对西夏用兵，加上澶渊之盟后每年要给辽国的岁币等，浩大的军费开支使财政不堪重负，有资料表明，军费居然占到了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至英宗治平二年，（1605），帝国财政终于出现了赤字。同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兼并迫使农民转职军旅，使得军队人数激增。同时，由于“将不专兵，兵无常帅”，造成军纪不明，士兵军事素质低下，都到了终日“游戏于廛市间，以鬻巧诱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的地步。因此，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内忧外患，确有变革的必要 到了神宗登基，终于想有所作为，以革除累世之弊。熙宁二年春，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力图改革。史称熙宁变法，通常又叫做王安石变法。
当然，既然王安石是这场变法的主角，应该先说说王安石这个人。王安石，字介甫，晚年又号半山。庆历二年进士，聪敏好学，博闻强记。文学成就上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但性格执拗，刚愎自用，自视甚高。日常生活不甚讲究，不修边幅。这性格，也是导致后来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所以特别提提这一点。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等职。因曾经在嘉嘉祐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以图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为神宗皇帝所赏识，所以被委以改革重任。
改革从熙宁二年，任参知政事起，至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以“尽废新法”的结局告终。其间因阻力太大，支持者神宗皇帝一度动摇，于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相，熙宁九年第二次罢相，从此闲居金陵。
改革的内容主要有：置制三司条例司，方田均税法，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募役法，保甲法，裁兵法，置将法，保马法，军器监法，太学三舍法贡举法。等。
改革之初，面对保守派的阻力，王安石决心很大，曾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宝宝也说过，但不是原创）。并且他本人确实在改革过程中没有动摇过。但是，结局却是彻头彻尾地失败。
那失败的原因何在？应该说，改革的内容虽非尽善尽美，比如说要改财政状况，不外开源节流两项，但是主要注重了开源上，对冗官、冗费等没有触及到根本。但是尽管如此，仍能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如果成功了，宋朝国势会为之一振。进而也就会对当时和辽、西夏的局势产生重大影响，改写历史。可见，失败的主要原因不在这改革内容上
。
应该说，之所以失败，与王安石本人的性格有关。王安石性格执拗，又不修边幅，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可算是特立独行。这也招致了不必要的攻击，如苏老泉就在他拜相之前就写了《辨奸论》来映射攻击他，书中针对他的生活习惯有这样的字句：“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进而预言：“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来映射将来王安石会祸乱国家，由于苏洵是当时的名作家，因此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性格方面的影响还在于，因王安石的特立独行，刚愎自用，造成于上层官僚之间关系紧张，加大了改革地阻力。如：文彦博、富弼，这两个人是仁宗一朝的重臣，久居中枢，门生故吏遍天下。富弼见神宗重用王安石，而王安石议论偏执，心里很不痛快，数十次上表要求辞职。出判亳州，临卸任时，神宗征求意见，问谁接替合适，富弼荐文彦博，不合神宗心意，君臣相对默然。过了很久，神宗亲自开口说：“王安石才识甚高，卿以为如何？”富弼居然也以沉默对抗。不久，文彦博也以司空的荣衔出判河阳，离开了朝廷。因与这两人交恶，他们的门生故吏们就先有成见，对改革的具体实施也就大打折扣。司马光、范纯仁等名臣，也对王安石颇不以为然，多次在皇帝面前与之争论，司马光更以拒绝出枢密副使来拒绝与王安石合作，到洛阳专心著书去了。可见当时阻力之大。
改革的准备工作不够充分，当朝君子不与合作，王安石只得起用新人来推行新法，这个了小人以钻营之机，并由此形成了新旧两党。后来的事实证明，旧党人士虽然因循守旧，但是个人品行方面确实堪称君子，而新党之中，有不少钻营小人，个人品行差了老大一截，当时的社会声望更不能与旧党人员相比。
改革就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旧党人员一直找机会攻击变法，新党也对旧党实施打压。终于，旧党等到了绝好的机会： 熙宁六年（1073年）大旱，安上门监郑侠画《流民图》，图中流民或身背锁械，或口食草根，告诉皇上说旱灾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对变法产生重大怀疑。遂下诏罢新法18条。恰巧下诏那天天降大雨，旱情得到缓解，各大臣入朝庆贺，神宗就拿出郑侠 画的流民图来，责备群臣。因此王安石请求辞职。这是第一次罢相，变法受到打击。
那郑侠是撒谎吗？不是，客观地说，这其中当然有天灾的原因，更因为王安石推行新法太过峻急，以青苗法为例：青苗法，本来是为了使农民有利，如有需要，可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 (青苗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收获了再附带一部分利息偿还官府，以来使资金周转困难的农户免受高利贷剥削，而来不至影响了农业生产，三来官府也可以收些利息来增加财政收入。看起来是官府、农户互利互惠，但是一方面定的利息太高（百分之二十）另一方面推行办法不对，如果是农户自愿向官府借贷，虽然利息高一点，总比借高利贷强。但是，王安石把推行青苗法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指标，因此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在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因怕贫下户无力偿还，如此需要借贷的反而借不到，不需要的反要强行摊派一定的份额，来承担利息，这还谈什么惠民呢？所以实际上是百姓未受其利，先蒙其弊。这是造成《流民图》所描绘现象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由于推行不得法，结果事与愿违。
变法并没有因王安石的罢相而结束，在神宗下诏废新法18条后，新党成员吕惠卿、邓绾在皇帝面前痛哭，不顾新法因推行不当，使百姓流离失所的实际情况，谎称“天下方才得被恩赐，一旦闻狂夫之言，变轻信之，罢废几尽，其不惜哉！”因此，神宗又没了主张，将一切新法有照旧施行。隔年，安石复相，熙宁九年（1076年）因爱子王雱病逝，同时新法实施也不顺利，心灰意懒，王安石求退金陵，潜心学问，不问世事。
后来几经反复，演变成了新旧“党争”，新党得势时，就对旧党人员残酷打击，如苏轼等一批旧党就遭流窜远至广东，后又因东坡做诗“浮山下四时春, 芦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常作岭南人”，新党章停等人觉得他过地日子还是太舒服了，又将他远窜海南。自王安石二次罢相后，原来政见不合之争变了性质，沦落成结党营私的排挤、打压、乃至人身迫害。而在新党小人的主持下的革新，更加不得人心，百姓生活更加困苦，变法实际上自王安石退居金陵，就归于失败。1085年，神宗在变法失败的困惑中，郁郁病逝。年幼的宋哲宗即位，在宣仁太后主导下，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任命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尽废新法。
通常的说法是，变法失败，归于触动了官僚地主集团的既得利益和神宗的年轻无知，缺乏坚定的政治主张，容易动摇。确实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凡是变法，总要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从商鞅变法开始历次变法莫不如此。把失败地主要原因归结于此，是不恰当的。王安石对变法的难度估计不足，推行不当，及其执拗、刚愎自用的个性，才是主要原因。
变法本为富国强兵、提振国势，结果适得其反。作为一个转折点，北宋帝国自此更是江河日下，直至灭亡。因之形成地党争之患，到北宋灭亡，仍然余波未尽，一直延续到宋室南渡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