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贡体系”简史

东亚的秩序源于中国人传统的世界观。从远古时代开始,中国人就一直认为华夏处在世界的中心,而中国的统治者便是全世界的统治者,即所谓“天下共主”。成书于公元前

5世纪的中国第一部诗歌集《诗经》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 的诗句, 便是这种理念的最好佐证。中国的统治者,从夏、商、周的“王”到秦以后的“皇帝” ,被称

为“天子” ,其意为“上天之子” ,即上天指定的统治天下的君主(“天下共主”)。因此,中国人不承认存在任何与中国的统治者地位相同的君主。公元607年,日本国君遣使隋朝,因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强调日本国君与中国皇帝的平等地位,令隋炀帝大为震怒,责其“无礼” ,日本使者因此无法完成使命。此事件是中国传统世界观的集中体现。基于这种理念,中国皇帝一直在努力构建一种统率周边国家的国际秩序,即所谓的“封贡体系” ,或“朝贡体系” ,也有将之称为“华夷秩序”者。“朝贡体系”全然排斥“国家主权”的概念,否认平等的国际交往关系。费正清和邓嗣禹指出,封贡体系是古代中国人文化优势的自然结果,逐渐被中国的统治者用来实现自保的政治目的;在实践中它具有非常根本的和重要的贸易基础,而且它充当了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媒介。

在封贡体系中,中国周边地区的君主作为“藩属”必须得到中国皇帝的确认(“册封”)才能拥有合法的统治地位;作为回报,“藩属”必须承认中国皇帝对自己的宗主权。封贡体系中的双方承担一种双向的权利和义务。中国皇帝负有在周边国家中维持正当秩序的职责,他通过向藩属国王派遣使节主持其册封仪式和颁发皇帝诏书来承认这些国王的合法地位,当这些藩属遭受外来入侵时中国要给予他们援助(最典

型的是万历年间明廷援助朝鲜抗击丰臣秀吉的日本侵略军),当他们遭遇灾难时中国皇帝应派遣宣慰使节和颁布安抚诏令。在藩属国一方,向中国皇帝表示臣服的具体形式是按时向中国皇帝“进贡”、请求册封其国王并奉中国的正朔

———即按中国皇帝的年号及日月来记录历史。

封贡体系在西汉朝就开始出现,主要是针对中国西北的诸多游牧民族。在两千多年的时间中,封贡体系的规模和坚固性时有变化。当中原汉族政权本身衰落不堪(如东晋朝、南宋朝)时,中国皇帝自然无法维持传统的封贡体系,有时甚至要反过来向异族政权称臣。但中国皇帝至高无上的传统理念却没有因这些艰难的岁月而湮灭。到明朝和清朝初期,中国在东亚构建的封贡体系达到了完美的境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推翻强大的蒙元王朝,四邻震惊,除西北陆上诸部落向明朝俯首称臣外,包括朝鲜、日本等在内的海外入贡藩属国近约17个。至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1424年),声势浩大的郑和远航活动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在东南亚诸国中的威望,郑和船队所到之处各国君主纷纷向中国皇帝遣使甚至亲自前来表示臣服,融入中国封贡体系的海外藩属国达63个。清朝继承了明朝的遗产,而它在中国西北边疆对厄鲁特部落的长期征讨又慑服了中亚的许多小汗国和部落。至乾隆年间,整个东亚、东南亚和中亚腹地都融入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封贡体系。因此这一体系在世界古代国际关系研究中有重要地位,对它的研究意义重大。

二、中国学者的初步研究

早在20世纪初,傅斯年就曾借鉴欧洲学者对古代罗马帝国的研究而提出古代中国“由部落进为王国后来又进为帝国”的所谓“中华帝国”论,并曾试图阐明古代东亚文明的中心与周边问题。傅氏的这一研究惜未能进一步展开,实际上